朔方小说||李进祥:三个女人

三个女人

回族/李进祥

吹葫芦丝的女人

我回老家，到汽车站去坐车。

买了车票，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。在候车室坐了一阵，吵得很，味道也不好，我就出来了。到车站外面透透气，顺便抽支烟，打发时间。车站门口有两三级台阶，台阶上已经坐了些人，旁边放着行李箱、背包啥的。大概都和我一样，等车，或者等人。有的抽着烟，还有的嗑瓜子、吃东西。出门人，没多少讲究，刚买的鸡蛋卷饼、方便面、水果啥的，自顾自地吃着。水果皮、面包屑、烟头，也都随手扔下了。一个穿着灰白制服的清洁工，一手提着簸箕、一手拿着笤帚，来回地清扫。刚扫过，又扔下了，清洁工转过来，又扫。没出怨言，神色上也没有抱怨的意思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清洁工是个女人，大约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了，也是到了不随便跟人吵吵的时候了。

我看着有些不惯，向周围的人看了看。我的目光中含着制止他们的意思，可几乎没人理睬。我只能收回目光来，点了根烟，走到垃圾桶边，站着抽完了，摁灭了烟蒂，专门扔进垃圾桶里。我那样做，是有着做出表率的意思，可还是没人理睬。看了一下表，时间还早，我走到台阶边，也想坐会儿。台阶是水磨石的,看着光亮，但上面千人踏万人踩的，肯定不干净。掏口袋、翻包，没找出纸来，没法坐下去。旁边的几个人看了看我，有点看不惯我这种做派的意思，倒叫我有点不自在。看他们屁股下面没有垫着纸片，就那样坐着，我也就坐下了。

车站前面是广场。我们坐的台阶这边，有一段阴凉，广场上却是一片大太阳。男男女女拉着箱子、背着背包，从广场几头走过来，从光亮处走到阴影处，挨挨挤挤地钻进车站的大嘴里去了。进站口真像个大嘴，把那么多人都吞进去了。当然，不可能消化了，在后面出站口又吐出去，各奔前程。车站、码头，一般都算吞吐量，吞吐这个词语用得很有意味。一吞一吐，人却走上不同的路。有些人给吞进去，也许就此失了踪迹。尽管这样，人还是不住地往进站口涌。广场上开阔些，看着没多少人，到进站口，人聚起来，就多了。哪来那么多人，都要去哪里？真叫人想不通。

广场上还有一些人，是摆摊的。两长溜的伞篷，是固定摊位，应该是车站方面设置收费的，有水果摊，摆着各种瓜果、饮料、土特产；更多的是小吃摊，卖拉面、卷饼、凉皮之类的快餐。还有一些零时摊位，为了躲避收费和罚款，一般都使用便捷的工具，比如三轮车，上面摆瓜果，保安来了，骑上车子跑；在不远处等着看着，保安一走，又过来了。有的是小折叠桌，上面摆着皮夹、钱包、口香糖，或者土蜂蜜啥的，也能随摆随收。还有的就地摆摊，卖玩具。电动的小马，嘚嘚嘚地跑着圈；电动的鸟儿，半空中忽闪着翅膀，简直就跟真的鸟儿一样。这样的小摊前面，围的人最多。摊位前没有顾客的，摊主就使劲吆喝：正宗的凉皮子；大碗拉面，吃饱不想家；大枣先尝后买，枸杞子带上。还有的摊位，用播放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：正牌口香糖，十块钱三瓶，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

有个流动的摊位很特别：一个挂架，一人多高，挂架下面四只脚，可以随时放下；挂架中间有个洞，与肩膀同高，胳膊伸进去，可以随时挑起来走。这样的挂架摊位，很显然是经过长期地摸索才做出来的。架上挂的是花花绿绿的乐器，最多的是葫芦丝。摊主是个女人，个子小，身子瘦，模样清秀，脸色却黝黑，看不出实际年龄，大约四十来岁。女人的摊位前没人，但她没有吆喝，只是注意地看着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。她忽然扛起摊架，向一边赶过去，似乎那边有人要买她的东西。却没有。她在那边站了一会儿，又赶到这边来。这边也没有人买她的东西。架子上挂着的乐器，摇晃了一会儿，又安静地垂下了。女人却没有垂下头，还是注意地看着不断走过的人。

我看了一阵儿，没有人买女人的东西。女人有些落寞，也许是想招徕顾客，她拿出一把葫芦丝，吹起来。她吹奏的声音并不高，广场上本来不聚音，又被各种噪声压制着，也就十米左右的距离，还是听不真切。断断续续的，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飘过来的。女人的吹奏技巧也一般，大多是单音，很少叠音、滑音、颤音那些垫衬。这样的声音不像是葫芦丝，倒像是笙箫之类的乐器发出来的。我不懂音乐，分不清各种乐器的音色，只是一种感觉。还有一种感觉是，女人用心在吹，不是为了招徕顾客。女人吹了一段，停住，又四处张望。我注意看着她，她似乎感觉到了，向我这边笑了一下，露出白白的牙。我忽然心里一动，想买她一把葫芦丝。

我走过去说，给我买一个吧。女人笑了一下说，买个啥样的，你挑。我说，你给我挑一个吧。女人问，谁用？女人这样一问，倒把我问住了，我还没想好给谁用，随口说，给孩子。女人又问，多大了？

儿子女儿都二十多岁了，也不喜欢音乐，给他们很显然不要。我正想着该咋说，女人开口说，七八岁吧？七八岁的娃娃最喜欢这个了。我赶紧点头说，就是就是。女人这样一说，解了我的窘，也提醒了我。小弟的儿子刚好七八岁，我回老家去，正好送给他。忽然又想起，三弟的儿子也七八岁，要给就得一人一个。我说，买两个吧。女人说，要两个干啥，两个孩子？我说是，两个侄子。女人又笑了一下，给我挑葫芦丝。挑好了，女人说，你看行吗？我说，行，行，我不懂，你挑的，肯定没问题。我这样信任她，女人更高兴了，说，这两个都适合七八岁的娃娃吹。七八岁的娃娃最喜欢这个了，我儿子就喜欢葫芦丝。我说，你儿子也七八岁？女人说，在的话，今年十七岁了，过两个月就满十七岁了。我说，对不起，你孩子他？女人说，不是不是，我儿子在呢，肯定在呢，他是走丢了，肯定回来呢！我说，孩子走丢了？啥时候走丢的？女人说，快十年了。我说，七岁的孩子，咋能走丢呢。在哪里走丢的？

女人说，就在这个车站上。

女人接着说，那年八月，8月16号，我记清楚着呢。我和他爹领着儿子回老家，送儿子回去上学。儿子七岁了，该上学了。我和他爹在这边打工，他爹在工地上当瓦工，我在街上摆个水果摊。儿子小，他奶奶有病，没人看，也带过来了。租房子住，没户口。买了房就能入户，我们哪有钱买房？没户口就没户口吧，我们就那样住着，也没想着住一辈子，要个户口干啥呢。到娃娃上学的时候，人家说要户口，没户口不给入学。没户口的想入学也行呢，要交几万块钱的赞助费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？托人找人的，还是弄不成。娃娃念书是大事，不能耽搁了。我们都是吃了没念书的亏了。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个辙来，只能把娃娃送回老家去上学。我和他爹领着儿子到车站上，车站上人多，怕买不上票，赶紧往里面走。车站门口有个卖葫芦丝的，儿子看到了，要买呢。快开学了，他爹怕耽搁时间，没给买，拉着他进站了。到站上买了票，还要等一阵儿才发车。我们就在候车室等着。儿子又想起葫芦丝来，嘴里嘟嘟囔囔的。他爹拉着个脸子，不想给买。儿子听话，很少乱要东西。他要葫芦丝，肯定是真喜欢。想着这回回去，要把儿子一个人丢在老家，心里不落忍。我就想给他买一个。我叫他爹看着儿子，看着行李。我出去买葫芦丝。出了站口，买葫芦丝的人挪了窝，找了半天才找到。挑拣，说价，又耽搁了一阵儿，时间就有点长。买上了，想着儿子看到葫芦丝，不知有多高兴呢。我回去找他爷儿俩，他爹在，儿子不在。他爹说等了半天不见，儿子出去找我了。他爹是个马虎人，心大得很。儿子没随他。儿子懂事，眼窝子也好，一个人出去玩一会儿，总能回到我们租的房子。我在摊子上忙了，他有时也乱跑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所以，我也没在意，折回身去找。找到买葫芦丝的人那里，没找到。折回到候车室，儿子也没回来。我这才着急了，他爹也着急了。一个看行李，一个轮流出去找。找了几圈，就是不见踪影。

我说，咋不叫车站广播喊？

女人说，人一急，就没主意了，哪里想到呢？我们疯疯地乱找了好一阵子，站上的警察看到了，问我们啥事。说了，警察才在喇叭上喊。喊了半天，还是不见。警察又帮着四处找，也没找见。警察又调了摄像。那时候，车站上装的摄像少。在一个摄像上看到了，儿子进了车站了。其他的摄像上，都没有影儿，谁知道去了哪里。娃娃个子小，夹在人群里，也看不到。我和他爹就守在车站上找，找了半个月，也没有找到。

我说，也许已经走远了。

女人说，我和他爹也这么想。留下我在车站上守着，他爹出去四处找。找了有两三年吧。钱也花光了，心劲儿也没有了，他爹就回老家去了。说是看儿子自个儿回去吗？我想着也是，儿子知道老家的地名。说不定能找回去呢，就让他爹回去了。我呢，就守在这里，在卖葫芦丝的摊子上等着。买葫芦丝的是个云南人，想回老家了，也是看我难肠，就把摊子转给我了。我卖葫芦丝赚几个钱，等着儿子。他要是回来的话，肯定先找卖葫芦丝的人。你说对着吗？

我说，就是就是。我问了一句：你就这样等了十年？

女人说，可不？快十年了，差两个月就十年了。我儿子今年十七岁了，一个大小伙子了。我就怕见了也认不出来了。

我说，肯定能认出来。

女人笑笑说，就是，我天天想着他的模样，咋可能认不出来呢。他要是从这个广场走过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就怕他认不出我来，我又老又黑的，都不成个人样了。

我赶紧说，哪有儿子认不出妈的。

女人说，我就怕他不想认我。又不是他跑掉的，是我把他弄丢的。那么大点娃娃，一个人，不知受了多少罪。他肯定怨我，不想认我了。

我说，不会的。为了岔开话头，我又问，你们没再要个孩子。

女人苦笑了一下，说，要啥呢，咋要？刚开始，他爹天南地北地乱找，我们也见不上个面。见了就骂仗，互相抱怨。我骂他没把儿子看好，他骂我为啥要去买葫芦丝。都是心里烦，骂仗也是解个泼烦。到后来，一个都不敢见一个了。不见了，就想不起来了。他说回老家去等，实际上也是不想见我。他回去两年，跟村里一个寡妇好上了，又生了个娃。我不怨他，他也是没办法。

女人叹了口气。我怕她继续说下去。这样的事，谁听了心里都不好受。还有一点，我感觉发车时间快到了，得进站了。我歉疚地冲她笑了一下，付了钱要走。

女人说，你是个好心人，这有我儿子的相片，你拿上。我儿子小名叫大牛，官名叫杨满喜。你要是碰上的话，叫他回来，就说我在这里等着他呢。

抱孩子的女人

上了车，对号找到座位。座位上已经坐了人，是个小媳妇，二十多岁；旁边是个小伙子，戴副眼镜，他们像小两口。我站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想着总不能把人家小两口分开吧。最好是换一下，我坐她的座位。我刚要问，你的座位是几号。小媳妇说话了，不按座位，随便坐。小媳妇说话挺冲的，好像和谁生气。她这样说，我倒不知该坐哪里了。我问售票员，也说是随便坐。我就在后面找个位置坐下了，旁边空着。这样也好，坐长途汽车最怕挤，旁边空着，要舒服些。

后面的人陆续上来，大多都随便坐，看来已经习惯了。我旁边的座位一直空着。我暗自庆幸，没人坐才好。又想着，要是有人坐，也不能不让人家坐。大热天的，最好坐个瘦些的。

车上闹嚷嚷的，找座位的，放行李的；有些人互相认识，大声说话。老家那边的人，就这个样子，我心里稍稍有些惭愧。但看他们的样貌，听他们说话，又觉得很熟悉，很亲切。抬头看了一圈，好像没有发现熟人。离开好些年了，都生疏了。有两个人看着面熟，却想不起来是谁。对方也看着我，似乎想打招呼，可又走过去了。

我旁边的座位一直空着。人们的心思都和我一样，车上人少的话，谁都愿意一个人坐着。人多了，才都找空位坐。还有一点，我有意无意把手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了，人都以为有人占座。

座位渐渐坐满了，司机已经发车了。一个女人背着个大包，抱着个孩子上车来。孩子不知为啥哭闹着，她边哄孩子边走着看，前面的座位都满了。她走到我这边，问，这里有人吗？我说没有，把手包拿起来。她就坐下了。孩子还在哭，哭出了眼泪鼻涕。她扭着身子，可能是想找点纸，没找到，就用手把孩子的鼻涕眼泪都擦了。一只手上沾了孩子的眼泪鼻涕，没处放了，她只能用另一只手抱着孩子。孩子几乎到了我的怀里。

我本想着一个人坐两个座位，或者旁边坐个瘦些的人，没想到却是两个人，又是鼻涕眼泪的，心里稍稍有些嫌弃。但看到女人手忙脚乱的样子，心里又有些不忍，就从包里找纸。记得前面找过一次，没找到，这回却从一个夹层中找出几张纸来。我递给女人。女人接过去，先把孩子的脸擦了，才把自己的手擦了。擦完也没扔掉，还攥在手里。她哄了哄孩子，孩子不哭了。她这才想起来，冲我说声谢。我看到女人的背包还在身上，就说，包可以放在行李架上。女人抬头看了一下行李架，才又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往下摘包。座位小，她弄得很吃力。我说，孩子先给我吧。她看了我一眼，迟疑了一下，才把孩子给我，站起身来，摘下包，往行李架上放。

我抱着孩子。孩子一岁多的样子，短头发，圆实的脸，看着就是个农村孩子，但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孩子看着我，没哭也没笑，眼神有点紧张疑惑。孩子的眼白中泛着蓝，眼珠子也黑中泛蓝，那么干净！我很长时间都没见过那样干净的眼睛了，心情忽然变得很好。我逗孩子笑。孩子先是不笑，可能是看到我脸上的笑意，一会儿，孩子也笑起来，咯儿咯儿笑出声来。我逗一下，孩子就笑一下。孩子开心，我也开心。旁边的女人这会儿也轻松了，坐下来，把身上的衣服整了整，看着我逗孩子。

好些年都没有抱这么小的孩子了，除了逗笑，我不知还能怎么交流。我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孩子不说话。我又问，你几岁了？孩子还不说话。旁边的女人说话了：这娃娃言语迟，还不会说话。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女人对孩子说，喊爷爷。孩子看了一下女人，又看了一下我，没有喊。女人又说，喊爷爷！孩子眼睛闪了闪，忽然喊了声：爸爸！我有点尴尬，女人也是。她说，这娃娃刚学说话，胡喊呢。这样解释了，似乎还有些不够。女人对孩子说，小心尿爷爷身上了，过来妈抱。说着，抱过孩子去。孩子到妈妈怀里了，还扭过头来看着我。我又逗了一下，孩子又叫了两声：爸爸，爸爸。女人说，这几天见了他爸爸，就学会了喊爸爸。

我问：孩子爸爸干啥着呢？

女人说，能干啥？在城里打工。

我说，打工也好呢，听说大工一天三百，小工都二百了。比我们的工资都高。

女人说，你们整天凉房房坐着，茶喝着，风不吹，雨不打的，月月有个麦子黄，咋比呢！女人的话音不好，有些呛我的意思。我也感觉说错话了，不好再开口。过了一会儿，女人似乎是为了缓和气氛，又说，要说挣钱，也好着呢，就是苦得很，危险得很。

我又问，你丈夫干啥活？

女人说，他干啥活，人笨得很，没手艺，就是个下黑苦。前几年，给人刷墙。不是屋子里的墙，是楼房的外墙。猴一样趴在架子上，给人刷墙，晒着来晒死，冷着来冷死。好在还有个架子，不太危险。他说是不危险，我想着也危险呢。楼那么高，人在半空中，咋不危险呢，想着就叫人头晕。今年，又干的是旧楼改造的活。你们城里人，楼房住旧了，国家又出钱给改造。国家的啥便宜，都叫你们占了。

我赶紧说，我也是农村人，前几年才调过来，买的是新楼房。旧楼改造我知道，就是给旧楼房加装保暖墙，再粉刷一下，主要是保暖，节省燃料，环保。

女人说，农村那么多旧房子，咋不装？

我没话说了。

女人又说，城里人命大，农村人命苦，这没啥说的。主要是，旧楼改造，刷墙不搭架子，半空中吊个篮子，人就站在篮子里，吊上吊下的，危险得很！

我说，现在国家对安全工作很重视，一票否决，工地上安全措施都很到位，你放心。

女人说，我放心。我的心咋放得下？他人在篮子里吊着，我的心就在半空中悬着。一大早，想着他上工了，人到篮子里了，我的心就悬起来。到天黑了，想着他收工了，我的心才落到腔子里。谁知道这一天，有没有啥事，想问一问，又不敢打电话。挨过几天，他打来电话，吓得不敢接，怕有啥不好的信儿。男人心大，好些天才打个电话。他还说得好，没有电话，就说明没啥事。他还说，以前刷新楼的墙，里面没住人。刷旧楼的墙，他们在外面刷墙，城里人就住在楼里面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说楼房面子看着旧了，屋里面可都好着呢，家里啥都有。也有些家里不行，穷着呢。城里人在屋里做饭、看电视、睡觉，他们就吊在外面刷墙。他们看城里人，城里人也看他们。有些人隔着窗户喊：墙要刷好，刷不好就投诉你们。有些人还不错，打开窗户，跟他们说话，问他们喝水吗？哪里都有好人呢。

女人正说着刷墙的事，身上的手机响了。她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掏出手机来。接通了，放到耳朵边，哎了一声。怀里的孩子挣着去抓她的手机。女人躲着，孩子就是要抓，边抓边喊爸爸爸爸。女人忙乱中把电话挂断了。女人有些气恼，硬把孩子拉开了。孩子撇着嘴，快要哭了。

我赶紧掏出手机说，你打电话，孩子给我，玩我的手机。女人把孩子递给我，孩子抓住手机，冲着手机又喊爸爸。我这才明白，孩子不是想玩手机，是从手机里听到了爸爸的声音。我的手机里没有爸爸的声音，孩子有些失望，嘴又撇开了。我赶紧打开一个动画游戏，孩子看着，才不哭了。

女人又打通了电话，说，坐上车了，坐上车了。车走了一阵子了，我和娃娃都好着呢。没啥事，你放心吧。赶天黑，我们就到家了。家里有我呢，你不要操心，操心好你自个。主要是安全，你要出点啥事，叫我们一家人咋办？你说玲儿？在跟前呢，旁边一个爷爷抱着呢。行，我叫她喊。

女人拿过手机来，举到孩子嘴前说，喊爸爸，喊爸爸！孩子不喊。女人又说，喊爸爸！孩子还是不喊。孩子这会儿一心盯着我手机上的游戏，用小手推开了女人的手机。女人又说了几句，挂断了电话。回过头来，在孩子额头上点了一指头说，不叫你喊你乱喊，叫你喊的时候，你咋不喊了？孩子有些不知所措。

孩子在我怀里。女人觉得这样可能不妥，解释说，娃娃几个月没见爸爸，妈妈、奶奶、哥哥都会喊，就是不会喊爸爸。这回见了爸爸，不住声地喊。这会儿她爸爸想听她喊，她偏不喊，你说气人不。

我搭了一句：你和孩子到城里来看她爸爸？

女人说，就是的。他打电话回去，我听着声音不对，鼻子囊吼吼的。我问他咋了，他说是感冒了，输液呢。挂了电话，我就想，他这个人，平日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从来不说，怕我们担心。这一回，肯定严重了。又一想，说不定不是感冒，是出了啥事情了。出啥事情呢，莫不是从篮子里掉下来，摔伤了？几个月前，村里和他一起干活的小伙子，就掉下去了。幸亏楼不高，掉下去后没摔死。可是头着地了，脑子伤了，到现在还不能下地走路，说话也直着个舌头，听不清。我越想越不对，给婆婆说了，婆婆也急了。我公公殁了，家里就一个婆婆。婆婆老了，出不了门，留下看家，看我儿子。儿子六岁了，能离开手脚了。女儿小，放不下，我就抱着过来了。

我说，没啥事吧？

女人说，没啥事，就是叫冷雨给激着了。下大雨，他们挂在半空中，上上不去，下下不来，叫雨水淋着。等下来，就给激出病来了。他原来落下那个病根儿，冷雨一激，就咳嗽发烧肚子胀，好几天都缓不过来。我过来，他还没好。感冒不要紧，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他抱怨我跑来干啥，乱花钱，白跑路。可看到娃娃，他精神了，抱上不丢手了。我看了两天，他病好了，领着我们转了一天街。他们那个工头好，专门给他请了一天假，叫陪着我们转街。

我说，来了，就好好转转。

女人说，有啥好转的呢，干啥都要花钱，还耽误他上工。家里也有事呢，儿子和他奶奶，不知咋样了。田地里还有活计，眼看着麦子黄了，要收呢。我哪有心思转呢。

车里突然有人争吵起来，是一男一女。我抬头一看，就是前面占了我座位的小媳妇和小伙子。小媳妇站起来，指着旁边的小伙子骂：有本事你考个公务员，考个老师呀！啥都考不上，你还不打工！搬砖砌墙你嫌苦，到工厂里你嫌累。你说你要干啥？你说你能干啥？

小伙子小声说，车上，你嚷啥嘛。

小媳妇声音更高了：车上？车上咋了？你怕丢人？你是大学生，有面子。面子顶个啥用？里子都顾不住了，还顾啥面子。你啥也不干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整天玩手机，等着我养活你呀！你还想要孩子，你养得起吗？

小伙子站起来，盯着小媳妇，脸上扭歪了，说不出话来。

车上的人都听着，看着。售票员忽然发话了：想吵架回家吵去！这是班车，公共场所，吵啥？都坐下，把安全带系上。售票员这样一说，小媳妇和小伙子都坐下，不吵了。

此后，再没人说话。

我旁边的女人抱紧了孩子，拍着，摇晃着。一会儿，孩子就睡着了。女人也闭上了眼睛，不知是眯着，还是也睡着了。

 开出租车的女人

班车到县城，离老家还有几十里地。下车出站，再打出租车。

一车下来几十号人，有来车接的，有分散走的，剩下的都在车站门口打车。过来几辆出租车，都围上去争着上。上去的走了，没上去的骂骂咧咧地继续挡车。停下一辆，又都争。我不习惯这样，也争不过别人，只能等到最后。我终于拦住一辆车，听我说去乡下，司机说不去，我只好再挡。

又停下一辆车，司机是女的。我想着女司机怕危险，不愿意出城往乡下跑，就想放弃。女司机却催促说，赶紧上车，等啥呢！我说，我要去乡下，去吗？女司机说，咋不去？给钱，去哪里都行。这个女司机倒是个爽快人。

刚上车坐好，女司机问：去哪里？我说了要去的地方，还没讲好价钱，女司机一脚油门，车就蹿出去了。经常回老家，这里打出租车的规矩我知道。县城小，打出租车一般是五块钱。出城就加价，加价不打表，议价。到乡下也是议价，看路的远近，也看路好走不好走。老家离县城三十公里，路平，好走，一般单趟是五十块钱，遇到天气不好，得六七十。要是不提前说好价钱，司机张口要八十块、一百块的都有，乘客也没办法。我吃过这样的亏。想着一个女司机，不至于讹人吧，又想，女司机要是讹人的话，更没办法，架都不好吵。我心里想着，还是提前说一下价钱好。

我正想着如何开口说价钱，女司机却开口问我，从银川来，回老家？我说，就是，你咋看出来的？女司机笑了一下说，明摆着的，咋看不出来？我说，我脸上又没写着。女司机说，气色上就能看出来。我笑说，那你看我是干啥的？女司机说，干啥的？当官的呗，以前回来有公车接送，现在没公车了，自个又不会开车，就打车呗。我说，你看错了吧？我不是啥当官的。女司机扭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，在银川工作的，哪个下来都是官。我说，我真不是当官的。

女司机又盯着内视镜看了看：那你是干啥的？又不像做生意的，也不像当老师的。我说，我以前真还当过老师。女司机问：现在干啥？我说，在文联，知道吗？女司机说，文联？不知道。

很多人都不知道文联，出租车司机更不可能知道了。按说，出租车司机啥人都拉过，啥路路道道都清楚，连他们都不知道文联，我也不想解释了。女司机却说，反正是坐办公室的，不是官也是官，是官就比民强。话到这里，女司机忽然换了话头，说，那里有两个人，我带上，行吗？我这才看到，车子就要出城了，路口有两个人招手打车。女司机想顺路带上，多赚几个钱。我说，能行，能行。

车慢下来，滑行到跟前，女司机探头问：去哪里？打车的两个人说去麻疙瘩。麻疙瘩是个地名，我知道，和我老家不在一个方向。女司机应该也知道，一脚油门，车就蹿出去了。她嘟囔了一句：想顺两个钱儿，还顺不上，去球子！

可能是开出租车时间长了，女司机随口就说出粗话来。开出租车的，一般都是男人，很少有女人开出租车。一个女人家，整天混在男人堆里，说话就粗了，人也就糙了。她看上去四十岁的样子，模样周正，素面黝黑，没有任何化妆的痕迹。就是化妆了，也应该是浮在上面，遮不住底色。穿着也很随意，甚至有点邋遢。

我忍不住问她：女人开出租车的少，你咋干了这个？我这样说，表达不准确，似乎是她干了啥不应该的事。我正想表示歉意，她说话了：我不干这个，还能干啥？这个来钱快，天天有个麦子黄。我赶紧说，就是，就是。

我接触过几个出租车司机，家里买辆出租车，两口子一起跑。主要是男人跑，女人换班当个帮手。男人跑远路，跑夜班；女人跑白班，跑近处。我以为这个女司机也一样，就说，你和丈夫两人跑？女司机说，我自己跑，我没男人。我不好再问了。女司机说，他死了。我连忙道歉：对不起！女司机说，没啥，死了七八年了！我说，年轻轻的，咋就？女司机说，他咋死的，我到这会儿也不知道。

我感觉很奇怪，但是不好问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女司机说，七年前，八年了还啥七年。我那时租了个柜台卖服装，他做个小买卖，贩个羊皮羊毛啥的。挣的钱不多，也就混个日子。两个娃娃，都是儿子，一个上五年级，一个上二年级。一蹿身子，两个娃娃都长高了，还没有房子，我们就租房住。租人家的房子，由不得你，要看人家的脸色。隔几个月，就涨房租。人家不高兴了，我们就得搬走。大腊月天的，叫你搬你就得搬，有啥办法？几年下来，不知搬了多少次家。我们还没觉着有啥，娃娃觉着了，说出话来了，同学家都有房子，就我们家没房子，我们啥时候买房子？娃娃大了，知道羞臊了。租房子住，他们在同学跟前没面子。我们从农村出来，到县城，本来就啥也没有，也顾不住脸面。娃娃呢，得把脸面顾住，不能和我们一样。你说对不对？我就和娃他大商量买房子。他是个焉皮蛋，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，一说买房子，把头佝下，就一句话，没钱。我就骂他，你一个男人家，窝囊不窝囊？我跟着你，吃苦受罪不说了，娃娃一人高了，也跟着你受气。你像个男人嘛？我这人，嘴瞎得很，想骂啥嘴里就出来啥。骂了些天，他不见了。他也没跟家里说，一个人走了。电话打不通，啥信儿都没有。我四处打听，说是跟着别人到外面做生意去了。到底去了哪里，不知道；做的啥生意，也不知道。他那个人，做个小买卖还行，出门做大生意，根本不行。我知道他。再说了，也没本钱。他挣的钱，都交给我了，我手脚大，平日里花销了，就攒了两三万块钱。他自个儿是不是偷着藏点，我不知道。藏也藏不了几个。没本钱，他能做个啥生意呢。我心里悬得不行。我是个大心肠人，平时心里啥事都不搁，可那些天我的心一直悬着。人说怯处有狼，怕处有鬼。二十多天后，人带信说他出事了。没说啥事，只说他人在云南，叫家里人快去。我不知道他出了啥事，反正是有事。我就把两个娃娃安顿好了，把家里的钱都拿上，坐上火车去云南。和我同去的还有几个人，跟我的情况差不多，都是有家里的人在云南出事了。看来是一档子事。我哪里知道，事的确是一档子事，可事情大小不一样。他们的家人事小，我们家那个人事大。他们都没告诉我。坐火车要两天多时间，闲得心慌，他们就打牌。我也跟着他们打牌。在火车上，不敢明着耍钱，先是脸上贴条子。贴着贴着没意思了，就偷偷地算钱。我手气好得很，一路打牌到云南，赢了八百多块钱。想着回家的路费都赢上了，我心里高兴得很。又想着，手气这么好，我们家那个人肯定也没啥大事。老话咋说的？人高兴，骚命尽。这话偏偏就应在我身上了。到了地方，。，一进去，心就惶惶地跳。警察问了话，填了表，按了手印，我就见到了人。我见到的不是活人，是死人。人其实早死了，死了三四天了。咋死的？谁知道呢。他们说是他贩毒，毒品包破了，把自个儿毒死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贩毒的人有钱，自己不拿货，都是雇马仔。马仔没本钱，就给别人带毒过关卡。咋带呢？用身子带。塑料包裹了毒品，吃进肚子里。过了关卡，再吃泻药拉下来。他就是给人当马仔，带毒品。他们说，我们那个人到了关卡后，就捂着个肚子，看样子难受得很。警察三盘问两盘问，人就越来越不行了。送到医院查了，说是塑料包破了，毒品渗出来，中毒了。抢救了半天，没抢救过来。话是这样说，谁知道呢？反正是我见到的人已经死了，肚子也给豁开了。跟他一起带毒的人，也给抓住了。人抓住了，判刑坐牢的，还有个活路。我们那个人，就那样死了。他们问我说，人要拉回去吗？想拉就拉回去，不拉的话，他们就地火化。我咋能留着叫他们火化呢？就雇了个车，拉回来了。雇车花了三万多块钱。我带去的钱不够，还借了些。回来埋人，又花了些钱。他本来想着挣大钱，没想到，一分钱没挣上，把命给搭上了，把家底也刮干净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服装摊子低价转给别人，把借的钱还上。那些日子，我疼也疼不过，气也气不过。想来想去，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是我抱怨他责骂他，他也不会走上那条道去。

女司机说得有些激动了，车开得越来越快，连续超过了好几辆车。又要超一辆货车的时候，突然对面一辆车直冲过来。我吓得叫出声。女司机也注意到危险了，猛地一打方向，车啸叫了一声，斜刺里冲过去，半个车身到了辅路上，差点栽进路边的沟里。女司机又猛打方向，车才回到路上，摇晃了半天，终于平稳下来。这时候，我才敢说话，抱怨了女司机几句。女司机说，不是个啥事，你命大，福还没享够呢；我命苦，罪也还没受够呢。她这样说，我就没法再抱怨她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，你说我咋这么苦的个命呢！小时候家里穷，吃不饱穿不暖。长大了，找了个对象，他家穷得瓦碴刮尻子。家里父母不同意，我跟着他跑了。村里待不住，我们就到县城。想着年轻轻的，干啥还不能活？苦活累活也干了，生意也做了，就是攒不下个钱，日子总是过不到人前头去。稍微好点了，他又走了那条路，把我丢下了。这不是命苦这是啥？唉！钱没了，自己的男人也没了。我还得活，还有两个娃娃呢！服装摊子转给别人后，我一点儿抓手都没了。其实，那个服装摊子也挣不了几个钱。我是个马胡子人，心粗得很，进不来个时髦货，自个儿又不会打扮，穿不出个样子来。也就赚不了几个钱。他在的时候，我开着服装摊子，也就是解个心慌。主要还是靠他养家。他这一死，我靠谁？只能靠自个儿。干别的啥我没本钱，就开了出租车。干这行，不用本钱，每天都见钱。苦是苦些，有啥办法呢！两个娃娃一天比一天大，都要花钱呢。大儿子去年考上大学了，一年光学费就一万多，加上吃饭穿衣零花的，少不得两三万。小儿子也上高中了，花钱的路数多了，今儿要钱买这个，明儿要钱买那个的，还偷偷摸摸找对象呢。

说到这里，女司机侧脸向我笑了一下。我说，孩子大了，过几年都大学毕业就好了。她说，好啥呀！大学毕业，还不都要房子，娶媳妇，那才花大钱呢。我就这么苦着，跑着，给我娃攒一点是一点。

我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呢。

女司机说，理是这么个理。可我就想着，娃娃都供着把书念成，再帮着他们成个家，我能给填补多少算多少，不能叫我娃像我这么过一辈子。

这时，我看到了父母的家。我说，前面右手那个院子跟前停下，就是拴着牛的那个。一头黄牛，拴在大门口，那是母亲喂养的。母亲七十多岁了，还闲不住。

女司机停下车。我问车钱，她说五十块。我给了她一百块，她硬找回我五十块。我让她进屋坐坐，喝口茶。她笑着说不了，前面还有几个人等着打车，她要顺路带上，还能多挣几个钱。她说着，麻利地调转车头，车就呼啦一下蹿出去了，转眼不见了踪影。

原载《朔方》2017年第6期